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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名義》是一部在恰當的時間，以恰當的方式出現的現實主義力作。作為觀眾，最大的遺憾就是它應該來得更早。我們已經習慣瞭屏幕上的抗日、諜戰、情感、偶像、宮鬥、穿越等主題，《人民的名義》這樣的作品已經久違瞭，甚至不再奢望瞭。因此它成瞭中國電視劇在2017年的最大驚喜。
這四年打的 老虎 是以前30年的總和
億萬觀眾的歡迎是有理由的。這就是對十八大以來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嚴厲懲治腐敗方面的充分肯定。
十八屆六中全會公報指出，失去人民擁護和支持，黨就會失去根基。堅持問政於民、問需於民、問計於民，決不允許在群眾面前自以為是、盛氣凌人，決不允許當官做老爺、漠視群眾疾苦，更不允許欺壓群眾、損害和侵占群眾利益;必須加強對領導幹部的監督，黨內不允許有不受制約的權力，也不允許有不受監督的特殊黨員;要堅持有腐必反、有貪必肅，堅持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以此對照，《人民的名義》無疑是一部與時代精神同頻合拍的正能量之作。
應該說，作為一種要求和規定，中國共產黨歷來強調反腐倡廉。但從踐行的力度和持續性來看，毫無疑問，十八大以來的工作和成效是最突出的。
可以做一些數字比較：1982年至2011年的30年，因違犯黨紀政紀受到處分的黨政人員有420餘萬人，其中省部級官員465人，被追究司法責任的近百人;十八大以來的四年，共處分119萬人，其中中央紀委立案審查的中管幹部240人，給予紀律處分的223人，已移送司法機關的105人。十八大之前，紀檢監察機關每年處分的縣處級以上幹部為幾千人(2009年3743人，2010年5098人，2011年4843人)，2016年則處分瞭省部級幹部76人、廳局級幹部2781人、縣處級幹部1.8萬人、鄉科級幹部6.1萬人。這些數字說明瞭什麼?從被追究司法責任的省部級官員看，這四年打的 老虎 是以前30年的總和。從被處分的縣處級幹部看，現在的一年相當於以前的四年。
正是以這樣的力度和決絕的姿態，通過系統化的努力，包括追逃追贓的國際合作，中國反腐敗鬥爭的壓倒性態勢正在形成， 不敢腐的震懾作用充分發揮，不能腐、不想腐的效應初步顯現 。
對於這樣的時代主題，電視劇領域長期以來卻沒有反映。像《永遠在路上》、《打鐵還需自身硬》這樣的反腐紀錄片都是由中紀委方面主導推動的。這不能不說是很大的遺憾。如果在十九大之前沒有一部這樣的作品，真不知道整個電視劇行業如何向歷史交待。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人民的名義》之所以廣受人民歡迎，是因為它用生動的方式詮釋瞭一個樸素的道理，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執政黨和政府最重要的產品就是民心。自然，民心也是收視率的最大保證。
劇中最為感人的鏡頭是老同志陳巖石給省委常委上黨課，講自己入黨的故事。隊伍打巖臺，不是共產黨員就沒有資格背炸藥包參加尖刀班，背炸藥包是共產黨員才有的特權。陳巖石當年隻有15歲，為瞭參加尖刀班虛報瞭兩歲。尖刀班16個同志，一場攻堅戰犧牲瞭9個，16歲的二順子犧牲時隻有一天的黨齡。陳巖石說， 和他們相比，我夠幸福的瞭，背過炸藥包就該伸手要官要待遇瞭?我一生都為搶到這個特權而驕傲!
靠沖鋒在前、吃苦在前，共產黨贏得瞭民心，建立瞭新中國。但是，太平日久，為官者很容易忘記歷史，忘記權力的正當性來源，從公仆變成官老爺。如此下去， 人民的名義 就有可能變成 名義的人民 ，如同劇中的上訪者，匍匐在光明區信訪辦居高臨下的小窗口底下。
中國古代的《韓非子》講，堯統治天下時，住的很簡陋，茅草蓋的屋頂不加修剪，櫟木做的椽子不加砍削，吃粗食，喝野菜羹(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糲粢之食，藜藿之羹)，看門的人都不會比其條件更差(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統治天下時，親自拿農具幹活，給百姓帶頭，累到即使是奴隸也不會更苦(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由於做天子是如此辛苦，所以把位置傳給誰也不值得贊頌。而到瞭戰國，一個縣官死瞭，子孫就能世襲乘車，所以就很看重官職(一日身死，子孫累世駕，故人重之)。人們 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 ，是因為裡面的利益不同，薄厚有異。
韓非子的話，大概是對權力異化的最早論述。扛炸藥包的共產黨人的權利，是類似堯舜那樣吃苦受罪的權利。而公權私用的幹部的權力，則類似韓非子說的，是為子孫後代牟私利的權力。
雖然歷朝歷代統治者口頭上都說 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但一旦天下在手，大權在握，就開始隻考慮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 而不管 民有饑色，野有餓莩 瞭。晚近歷史上最典型的是洪秀全，他領導農民起義，撰寫《原道救世歌》用以佈教，要建立遠古那樣的 天下為公 的盛世，但入主 天王府 當太平天子，就過上瞭後妃成群的帝王宮廷生活。按《江南春夢筆記》所載，天王府 約有婦女千百 ，王後、妃嬪計1168人，服役女官、女司計1200人，總計2300多名婦女陪侍洪秀全。清朝嬪妃最多的乾隆皇帝有50多個嬪妃，而洪秀全則有80多個， 幼天王 洪天貴福被俘後就說他有88個母後。洪秀全41歲進南京，52歲自盡，沉湎宮中，從未出過城門一步。
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人民立場是黨的根本政治立場。毛澤東1929年就提出 共產黨員要像和尚念阿彌陀佛那樣，時刻叨念爭取群眾，密切聯系群眾，一刻也不能脫離群眾 ，1945年在接待黃炎培等人時更脫口說出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新路就是民主， 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當時，黃炎培這樣寫下對毛澤東回答的感想， 這話是對的。隻有大政方針決之於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隻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於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來打破這個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回顧國史黨史，一個政權要長治久安，根本立足點隻有一個，就是民心，就是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宗旨。
當然歷史總是曲折的。根據巴巴拉 塔奇曼所著《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1911~1945)》一書記載，當一些記者從延安采訪回到重慶，向宋美齡高度贊揚中共廉潔奉公、富於理想和獻身精神的時候，宋美齡曾說： 如果你們講的有關他們的話是真的，那我隻能說他們還沒有嘗到權力的真正滋味。
真正握有權力而不受其誘惑，實在太難瞭。《人民的名義》啟示我們，要不被權力腐蝕，就必須要擺正權力和人民的關系，就必須建立全方位無漏洞的監督體系，就必須時刻對人民群眾的問題做出響應。
從 管制型政府 到 響應型政府
不能指望權力擁有者都有完美的人格和能力，但是，如果他們能認真響應人民的呼聲，就會走在陽光大道上，可以通過溝通、互動、改善，讓執政水平不斷提高。在《人民的名義》中可以看到，社會、民生、經濟、政法，很多問題都非常復雜，矛盾的解決都非一日之功，政府官員自身的認識也存在許多盲點、空白點。不過，隻要無私無畏，真心面對，問題總是都能妥善解決，至少大大緩解壓力。換言之，人民並不要求官員是 萬能答題者 ，隻是要求他們不做高高在上的管制者、發令者、推諉者，而是做問題矛盾的 共同面對者 、 共同解決者 ，這種態度甚至比解決問題的具體辦法更重要。
響應，是政府責任的體現。政府對人民的需求的響應性越強，與社會方方面面的合作越主動、越密切，善治程度就越高。如果政府真正意識到， 公民不隻是顧客，他們是 所有者或主人 ，就會定期、主動征詢民意，建立與社會的合作機制，及時、負責地回應公民發出的信號。
陳巖石老人之所以可敬，就是因為他以退休之身，仍在響應群眾的呼聲。
在學術界關於公共管理的研究中，最近這些年強調的要點就是徹底變革政府對社會的響應方式。傳統政府通過說 是的，我們能提供那種服務 ，或者說 不，我們不能提供那種服務 ，以此來響應社會、公眾需求;新公共服務理論則要求，官員和公共管理者不隻通過說 是 或 否 來回應，而應該說 我們先來一起想想該怎麼辦，然後再來付諸實施 。在這個過程中，公務員不僅扮演調解、中介、申說、裁判的角色，而且以促進、協商、解決沖突的技巧，取代管理控制型的傳統做法，實現合作共治，實現政府與社會之間 響應 參與 的良性互動，以從根本上防止政府誤讀甚至侵蝕公共利益。
《人民的名義》中既有貪官又有庸官。王亞南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將官僚主義區分為技術性官僚主義和社會性官僚主義兩類，以此對照，前者就是孫連城這樣的，後者就是祁同偉這樣的。技術性官僚主義是任何科層制組織中都存在的講形式、打官腔、辦事刻板、遇事推諉等作風，屬於行為方式范疇;社會性官僚主義則是指侵奪公民權利、壓迫和剝削人民的官僚主義，它與特定的制度環境 官僚政治有關，這種政治的本質是 政府權力全把握於官僚手中，官僚把政府措施看作為自己圖謀利益的勾當 ，官僚政治會 逐漸把它自己造成瞭一種思想上、生活上的天羅地網，使全體生息在這種政治局面下的官吏和人民，支配者與被支配者，都不知不覺地把這種政治形態看為最自然最合理的政治形態 。
因此，要根除官僚主義，鏟除貪官腐敗，既要解決 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 、形式主義、繁文縟節的問題，也要解決制度問題，建立科學的權力結構和監督結構，推動民主法治建設，從群眾看病上學到辦企業、打官司等方方面面都一視同仁而不是官位優先，如此才能從 管制型政府 走向 響應型政府 、 服務型政府 。
人生的價值台中商標註冊與意義
人民是一個集體名詞。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人民是一個科學的、歷史的范疇，其主體始終是從事社會生產的廣大勞動者。 不是國傢制度創造人民，而是人民創造國傢制度 ， 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 。
《人民的名義》肯定和弘揚瞭以大風廠員工和像王大路這樣正派經商的民企為代表的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地位，擺正瞭執政黨、各級官員和人民的關系，鞭撻瞭貪官污吏的 設租 和奸商盜商的 尋租 、巧取豪奪、壓榨群眾等醜陋行徑，它還讓每個觀眾都不能不思考人生的價值與意義問題。
在劇中剛現身時風風光光的一批有權有勢者、財富驕人者，隨著劇情發展，最終紛紛落入冷酷的法網，身敗名裂。拋開弄權違法的教訓不說，《人民的名義》也是關於人生的深刻一課。
近現代社會的物質文明發展是建立在肯定和滿足人的欲望這一價值觀基礎上的。從曼德維爾對私欲的辯護，到亞當 斯密 無形的手 ，莫不賦予瞭人的欲望以合理性。《人民的名義》則促使人們特別是為官和經商者，思考欲望的邊界問題。如果欲壑難填，甚至不惜違法亂紀以滿足私欲，那麼人生反而因欲望而毀滅，如同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啟蒙辯證法》中所說的， 人類不是進入到真正符合人性的狀況，而是墮落到一種新的野蠻狀態 。
長期以來，朱熹的 存天理，滅人欲 被認為是禁錮人的自由的錯誤思想。但究其源，朱熹所反對的是泯滅天理而為所欲為，所主張的是明理見性，不被過度的私欲所蒙蔽。朱熹並不反對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和 食色性也 ，《朱子語類》卷十三說的很清楚， 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 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 ，他反對的是泛濫的、不用天理約束的人欲。他甚至說， 人欲也未便是不好 ， 道心以禦之 ， 未便是不好 。和朱熹同時代的袁采也說： 飲食，人之所欲，而不可無也，非理求之，則為饕為饞;男女，人之所欲，而不可無也，非理狎之，則為奸為淫;財物，人之所欲，而不可無也，非理得之，則為盜為賊。人惟縱欲，則爭端起而獄訟興。
朱熹說，在 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 這些欲望方面， 聖人與常人皆如此，是同行也 ，區別在於 聖人之情不溺於此，所以與常人異耳 。可見，朱熹真正反對的是一種欲望的沉溺，隻是他把批評對象搞錯瞭，古往今來，那些有條件溺於欲望的人，基本上都是權貴或富有階層。
恩格斯說過： 人來源於動物界這一事實已經決定瞭人永遠不能擺脫獸性。所以問題永遠隻在於擺脫得多些或少些，在於獸性與人性程度之間的差異。 《人民的名義》展示瞭性欲、權力欲以及拜物主義貪欲對人的征服和毀滅，它所叩問的，不僅是制度問題，也是文化與價值觀問題。就此而言，法治和德治都不能少，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如果每個人都崇德遵法，則中國的黨風、政風、社會風氣等等方方面面都將煥然一新。
《管子 牧民》有言，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這誠然是不錯的，但是，中國今天的富有程度遠超幾十年前，為何很多人卻離禮義廉恥越來越遠?甚至在小學校園裡，錢本位也通行無礙!可見物質豐裕並不能自動導向文明正義，不 以義制利 、 義利並舉 ，則再多金錢，也無法將人生拉出苦海。
《人民的名義》這部大劇，讓作為集體名詞的 人民 感受到公平正義的陽光終將普照。天理就是社會的普遍正義，實質就是民心。同時，對每個個人、每個公民來說，關於生命，關於欲望，關於價值，關於意義，《人民的名義》也留下瞭一串綿長的問號。劇中每個人的命運都像一道選擇題，你選擇哪裡，就走向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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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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