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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的城鄉統籌改革始於2003年,一開始的做法與江浙等發達地區相似,即“三個集中”。通過實施農村土地綜合整理,成都充分利用占補平衡與增減掛鉤等土地政策,盤台中商標註冊活城鄉建設用地,優化土地空間資源配置,不僅為快速城市化提供充足的土地,而且逐步引導土地增值收益向農村傾斜。2007年,成都獲批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改革開始邁向具有實質性意義的階段。

2008年初,成都市委市政府下達瞭當年的一號文件《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關於加強耕地保護,進一步改革完善農村土地和房屋產權制度的意見(試行)》,要求對市域范圍內的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使用權,以及集體土地上的房屋所有權進行依法確權、頒證,在此基礎上積極推動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農村房屋所有權等的合法流轉,建立完善集體土地流轉收益分配機制,最終建立健全“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農村產權制度。

成都的城鄉統籌之路是在維持現有征地制度的前提下,通過各種方式增加農民分享土地等資源在城市化過程中的收益分配比重,以此逐漸實現城鄉土地的“同地同價同權”。其中,最重要的舉措是充分利用“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通過項目的拆舊區與建新區的建設用地指標的流轉,在堅持土地用途管制與耕地保護的前提下,實現土地空間位置的置換,優化資源配置。在這個過程中,根據用途需要,將符合條件的建新區報征為國有建設用地,為農村建設和農民收入籌措更多資金;建新區暫不能報征為國有建設用地的,辦理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證書,確保集體的權益不受侵犯。

成都市發佈的《成都市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管理辦法(試行)》提出,集體建設用地按照先整理集中、再流轉使用的原則,在保申請商標流程持土地所有權不變的前提下,實行使用權有償、有限期流轉(第三條)。同時規定瞭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的各種形式,包括出讓、轉讓、出租、作價(出資)入股、聯營、抵押等(第十二條至第十八條)。在宅基地流轉方面提出,遠離城鎮不實施土地整理的山區、深丘區,農村村民依法取得的宅基地在符合村莊規劃、風景名勝區保護等規劃的前提下,可以通過房屋聯建、出租等方式流轉。

成都市國土資源局印發的《集體建設用地交易規則》(試行)和《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初次流轉交易流程》(試行)進一步規范集體建設用地的交易行為。在交易方式上提出,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初次流轉應當采取掛牌方式,再次流轉除采用掛牌方式外,還可采用協議、電子競價、一次性密封報價、綜合評審、拍賣、招標投標等。流轉形式和交易方式的多樣性探索在實踐中積累瞭許多經驗,成為全國其他地區競相學習的素材。

成都土地制度改革為世人所稱道的一個原因是其提出“確權”作為改革基礎,這是傢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之後的又一項革命性舉措。長期以來,我國農村的資源、資產與資本的權利歸屬得不到清晰的界定與合法的表達。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進,農村侵權行為不斷發生,得不到合理的解決。面對紛繁復雜的土地財產變化歷史,成都的確權利用瞭“村民議事會”這一創造性組織機制,通過充分的清理、勘界、確認、糾紛排解等公共過程,厘定農村各類資源、資產、資本的權屬邊界,並將結果進行法定公示,直到各方沒有異議再予以頒證。

上述“確實權、頒鐵證”的做法為成都的土地制度改革奠定瞭堅實的基礎。隻有做好權利界定的前期工作,才能落實十七屆三中全會決議提出的城鄉土地“同地同權”;與此同時,積極推動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交易,讓市場機制成為土地空間台中商標註冊流程資源配置的基礎,弱化行政配置的影響,充分保障農民在市場交易中的合法權益。這是成都城鄉統籌改革路徑中具有全局性意義的啟發。

由於地方政府面臨著發展經濟的強烈激勵和保護耕地的明確任務,兩者之間的角力使得國務院出臺的“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這一原本意在平衡兩者矛盾的政策在具體的執行中出現扭曲。

一些地方政府在其轄區內的農村大搞集中居住,以此節約出建設用地指標置換到城市周邊進行開發利用。事實證明,在沒有充分確認農民、村集體與國傢權利邊界的情況下,貿然進行大規模的農村撤村並居、集中居住,不管其口號如何吸引人,都難免導致農民財產權利受侵犯。成都“以確權為基礎,以流轉為核心,以配套為保障”的做法在保證農民權益方面所做的探索對全國其他地方的改革具有很好的參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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